曹利波在做外卖骑手期间受伤致残后，一直在寻找那张“隐身”的保单。
2023年1月14日，雪天，他穿行在山东淄博临淄区，送完午高峰的单，回家路上不慎滑倒，伤情经司法鉴定构成九级残疾。站长和安全经理告诉他，治疗完拿材料到站点报销，“报，都能报”；6月做完手术，那三万医疗报销他一等就是半年，又是一年下雪天，只是站点已注销，人找不到了。
保险也拒赔。今年4月，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公司（下文简称“前海财险”）才给他发函解释称，他下班途中前往吃饭的地方摔倒受伤，负全责，不符合可认定工伤情形，雇主责任险不予理赔。且因投保人、被保人均为站点公司，他无权查看保单——他一次次投诉，又像皮球般一次次被踢回原点。
今年6月，他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，也被驳回：他需补正保单材料，且雇主责任险主体应是站点公司，如个人起诉请提交权益转让书。
那张存在、却看不到的保单让曹利波如鲠在喉。但在律师眼中，保单并非唯一关键证据，自他受伤后骑手账号被注销，等待越久，处境越是被动。个案背后，“隐身”的远不止一张保单。
“咱以为骨头没事，就是不幸中的万幸”
曹利波今年37岁，在半年骑手生涯中习惯了磕碰。赶时间，“得卡点”，这是他有时逆行、闯红灯的理由；但有些坡就得下车推，这是他摔出来的经验；暴雨天变数多，水深及膝，小车掀个浪过来，能把他连人带车直接扑倒。
他初中辍学后，一直在淄博本地化工厂做维修工。2022年8月，失去工作的他做起外卖专送。常态下，超时会降信誉分，一条差评可能要被站点扣20块。
“做骑手就为了过渡一下。”他每天基本跑11个小时，每月就请一天假，到手五六千块钱，“不像大城市，单价高、单子多，我们纯靠时间挣钱”。
但据天眼查信息，他所在的外卖站点公司——江苏载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下文简称“载物公司”）过往277条招聘信息中，将骑手描述为一份自由无压力、月薪动辄过万的职业。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，企业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崔涛同时持股99％。公司年报信息显示，其2023年的员工、参保人数均为0人。
另据该公司（甲方）与曹利波（乙方）签订的配送服务结算合同，甲方为外卖平台在合同签订地的结算平台单位，由外卖平台或第三方向乙方发放配送费。此外，乙方可申请以甲方的名义申请购买商业保险——曹利波说他没问过具体保险条款，只知道保费从他每天第一单配送费里自动扣除。
2023年1月14日，山东淄博已下了好几天雪，出现爆单。他送好餐，有人道谢一声，也有人抱怨餐都凉了。碰着积雪路段，他只敢推着车送，有些薄冰难以察觉，还是摔了两跤。但摔倒与害怕摔倒，都不是请假的理由。“站里不会同意的，好像显得你很娇气一样。”
当天下午临近3点，他送完午高峰最后一单回家吃饭，在距他家一公里的管仲路与南环路口的下坡处滑倒。他说，当时电瓶车突然摇晃，一刹车，整辆车瞬间侧翻倒地，他支起身推车时，还有些懵，想着回家贴膏药就好了。走了一百多米，扛不住了，只好叫救护车。
到了淄博市临淄区中医院，他疼得腿不敢着地。住院的20天里，他就听懂自己韧带断了，“咱以为骨头没事，就是不幸中的万幸，韧带拉伤，那不就躺个十天半个月就好了”。医生建议下，2023年6月10日，他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做了手术。
相关诊断报告显示，他的右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，陈旧性膝关节软骨损伤。伤情经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济南分所司法鉴定，构成九级残疾。
术后，他绑着护具在家躺了三个月，等站点报销30496块医疗费。但事态早已悄然改变：原先骑手账号排班表还显示1月14日“异常（半）”，因为他晚高峰班次没去。2月出院后，账号已注销，多个工作群或解散，或将他踢出群聊。
“受了伤，站里不让我们在群说，好像潜规则一样。”他说站长只让单线联系，否则怕影响“士气”；至于账号，“再去站里，可能会再给我解开”。
曹利波缺乏应对类似事件的经验。
专注交通事故代理的北京元甲律师事务所律师赵金保表示，类案中，骑手账号为有力证据之一，其中考勤打卡、订单记录等信息，最好能定期录屏，并结合配送合同、薪资发放流水等材料，向仲裁委申请劳动关系确认——这是工伤认定的前置程序。
此外，单方交通事故也需要报警，他说有些骑手觉得摔伤是自己的问题，就没报警，但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，为事故事实的核心证据。即便错过报警，事后也要尽快补报申请事故证明书。
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广东华商（龙岗）律师事务所律师管铁流认为，类似情况或符合“新职伤”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）应保范围，即在工作地点返回住所的合理路径中受伤，可争取保险理赔及工伤待遇。
目前我国正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，并逐步扩大范围。人社部等九部门今年4月发布通知，2025年7月1日起，在已先行试点的7个省份和7个平台企业的基础上，增加山东等10个省份以及多个规模较大的平台企业开展试点。
管铁流表示，工伤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障，强调倾斜保护，因此对“三工”——工作时间、工作地点、工作因素的审查不会过于严苛。针对骑手的工作模式，前两者“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，考量都不是绝对的”，最关键的是工作因素，即在为了单位或者平台利益的行动过程中受伤。
而曹利波今年找到当地人社局，得知已经过了工伤认定的一年时效期。
“空头支票”
事后回想，曹利波发现自己一直被“拖着”。
据他与站长的微信聊天记录，受伤当天，站长表示能报销，“等治疗完，拿材料来站点给安全经理保（报）”。临做手术，站长自称已不在站点工作。
那时，医生让他与站点确认是否签《外伤无第三方责任承诺书》，承诺受伤与第三方责任或工伤责任无关，签了可以走医保，不签的话费用则由保险报销。
据曹利波与安全经理微信聊天记录，对方表示可以先签字走医保，剩余部分走保险，“报，都能报（销）”。
对此，赵金保建议骑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尽量不签类似“不实陈述”，但若出于救治紧迫性不得不签，后续如能证明劳动关系、工伤事实存在，这份协议并不会影响工伤认定与索赔。站点上述承诺近乎“空头支票”，但可作为雇佣关系存在的证据之一，并以提供劳务者受害为由起诉站点公司。
曹利波回忆，2023年11月，安全经理告诉他已向前海财险提交报销材料，但“这种上万的大额保险（理赔流程）会很慢，所以等的时间比较长”。之后鲜有回音。
载物公司的注销备案信息显示，2024年1月5日，该公司因决议解散。1月9日，烟台市芝罘区仲裁委对该公司作出裁决，其需支付一名员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合计27.8万元，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受理该员工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那么，站点公司破产清算、注销，受伤骑手该如何应对？
赵金保表示，哪怕与公司的纠纷未下判决，骑手也要尽快向破产管理人登记债权，保留追究权利。过了登记期，可能会不予赔偿，或公司剩余资产已被提前登记者分清。如公司已注销，可在工商部门调取相关注销证明后直接起诉股东。
“咱也不懂这块，咱就想着把剩下的医疗费报了就行，没有想多要钱。”曹利波说，两次出院康复期，都是父母照料他，两人平时没啥收入，就靠种地补贴生计。这3万块钱，抵自己此前在化工厂半年的收入，“也是一笔辛苦钱”。
结果安全经理辞职了，保险也没办下来，“他说他也不知道原因，反正保险公司就是不给报”。为此，曹利波多次向金融监管总局投诉保险公司。
直到今年4月22日，他才收到前海财险不予赔付解释函，其中认为，该雇主责任险保额65万元，被保人为载物公司。因他在下班途中前往吃饭地方摔倒受伤，负全责。根据合同条款相关约定不符合可认定工伤情形，故不子受理。
在管铁流看来，一些劳工没有劳动合同，本身就难以享有工伤保险救济，雇主责任险作为一种“替代性”商业保险，不应以不属工伤为由拒赔。“如果我都能认定工伤了，还去找你去索赔啥？”赵金保则表示，如果赔付前提是必须认定工伤，那责任主体还是站点公司，最终可能得走诉讼途径。
据天眼查信息，2020年至今，载物公司涉及司法案件56起，案件属地基本为山东，半数案件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。
澎湃新闻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，该公司为一外卖平台的区域代理，多名骑手曾在工作期间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，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雇主责任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，载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也有相应责任。
如2020年9月，淄博一被告骑手致原告受伤，构成二处十级伤残，保险公司赔偿12万元，载物公司赔偿5000元；而在2024年两起相关判决中，保险在合同范围内赔偿后，超出部分损失均由载物公司承担，分别为33524.5元和9916.90元。
2023年及2024年，烟台市芝罘区法院、青岛市崂山区法院前后分别对该公司执行限制高消费令——其在相关劳动争议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，并未在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。
维权的成本
今年6月12日，曹利波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起诉前海财险，他认为自身情况在雇主责任险应保范围内，要求对方支付意外伤残、医疗保险金合计16万元。法院驳回了起诉，让他提交保单，并称雇主责任险主体应是站点公司，如个人起诉请提交权益转让书。
他没想到，看一眼保单这么难。
据他与前海财险多次通话录音，保险员均表示，保单为被保险人（载物公司）隐私信息，只能让公司调取，或者他能提供公司盖章授权。
他给站长、安全经理打电话，基本拒接。目前的站点已换成北京的一家外包公司，新站长特意强调，他们和载物公司“没牵扯”。兜兜转转，只能问外卖平台客服，据通话录音，对方建议由法院向平台调证，还称“我手里有很多类似案子，都是走法院向平台调证，说白了，你本人肯定是调不着保单的”。
7月15日，澎湃新闻记者联系载物公司法人、股东崔涛，他未正面回应是否给曹利波提供保单及授权书，只称自己已经一年多没干外卖了，具体情况“让法院跟我沟通”，随即挂断电话。
“我们出钱给公司上保险，怎么最后却是打工的承担了所有。”术后，曹利波改卖烧饼，每天半夜起来和面，赶早市出摊，挣的和送外卖差不多，想休息还不用请假。伤情也没太影响工作，只是走路爬楼得提防点，“心里后怕，怕再弄断了”。
外卖配送箱还在杂物房里，连同收麦用的蛇皮袋一起积着灰。父母劝过他，实在要不到赔偿就放弃吧，他不甘，至少也要看到保单输个明白。
赵金保分析说，曹利波起诉被驳回根源在于“找错主体”，他不是被保人，保险公司自然对他无相关义务。常规流程应是他向站点公司主张赔偿，公司再走保险报销，“不能直接越过单位”。
“诉讼没有解决，跟举证有很大关系。”管铁流认为，曹利波可对站点公司和外卖平台一并起诉，并举证他与站点存在雇佣关系、站点为骑手买过保险，以及与平台有配送合作事实，同步要求被告提供保单和赔偿。此外，他也可以求助当地人社部门去要保单。
在他看来，若外包站点“出事跑路”，平台应扣站点保证金为受伤骑手提供基本保障，“要把责任压到平台，根在平台”。
去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业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时强调，人民法院既要依法加强相关劳动者权益保障，又要依法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；依法支持人社部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。
据其中一例指导性案例，一骑手办理健康证途中致行人受伤，骑手负全责。配送公司赔偿伤者7.1万元后，保险公司拒赔：事故未发生在送餐途中，不属于雇主责任险中的“业务有关工作”。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配送公司7.1万元。
最高人民法院认为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、地点、内容相对灵活，司法实践中，认定是否属于保险中约定的“业务有关工作”，应当依据保险合同、劳动者从业类型、从事有关行为对于完成业务工作的必要性等多个因素综合考量。
根据过往诉讼经验，赵金保表示，骑手与站点、劳务公司的关系，不管是劳务雇佣还是劳动关系，“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规定落实下来”。否则骑手出了意外，光是证明与站点的关系就困难重重，尤其一些骑手缺乏法律意识，或伤着了只能在家，“走这些程序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”。
但更现实的方案，可能还得靠平台。他补充说，面对保险公司，骑手个人“声量”太小，平台出面的话，在保险额度和保障范围上是有谈判优势的，“以及是否对伤者垫付医疗费，平台可以做得更好”。
在他看来，平台在海量配送订单中获益可观，不管是从社会责任考虑，还是从配送规则制定者角度考虑，都应承担更大的责任，如果骑手受伤后就隐身，“这个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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